城市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究
本文选自《经济学报》2021年第 8 卷第 1 期
引文格式：李梦云,廖理,王正位.城市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究[J].经济学报,2021,8(01):1-28
作者：
李梦云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
廖 理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 金融学讲席教授
王正位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教授文章一作：李梦云
城市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究
研究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增速长期处于较高水平，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错综复杂，自熊彼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理论以来，创业及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创业激励政策以希望推动经济增长，例如2013年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公司法修订决定的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政策。因此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创业水平能否真正促进经济增长？
研究数据：
在国内“双创”政策背景下，本文细化至中国市级行政单位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进行补充。本文通过启信宝抓取各城市每年的创业数据，创业水平的定义参照全球创业观察（GEM）所定义的成立时间小于等于42个月的企业数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GDP增速（GDP_growth），用来衡量经济增长。本文的解释变量为创业水平（Entrepreneurship）。本文的控制变量为常住人口（Population）、人均GDP（GDP_PC）、农业占GDP比重（GDP_argi）、失业率（Unemployment）、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Education）、财政收入（Fiscal_revenue）以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例（Loan_to_GDP），分别表示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状况、教育水平、政府规模以及信贷规模这些可能影响GDP增速的其他市级特征。
识别策略与研究发现：
本文首先发现OLS检验结果并不稳定，这可能是由于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是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即经济增速也会反过来影响创业水平；
其次是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即可能存在本文没有捕捉到的变量会同时影响创业水平和经济增速，遗漏变量目前体现在残差项当中。
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双重差分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为了克服OLS检验在识别因果方面的不足，本文选取实缴制改成认缴制政策作为外生冲击，主要通过双重差分方法对城市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本文根据Fang et al.（2014）的方法，将政策前后-1年至+1年创业水平增加较大的城市确定为实验组，增加较小的城市确定为控制组，并根据政策前的其他市级特征将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以保证两组之间的平行趋势。本文同样参照Fang et al.（2014）的方法，选择-3年到+3年的时间窗口进行检验。本文发现认缴制政策之后实验组和控制组的GDP增速均有所下降，这与我国经济增速整体换挡回落相一致，但实验组的GDP增速下降量相较于控制组更少，组间差异的系数显著性水平和经济意义均十分显著。
之后，本文进行双重差分分阶段检验以比较创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发现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GDP增速变化主要于政策后第2年至第3年产生显著差异。上述结论也与经济逻辑相契合，因为本文使用-1年至+1年的创业水平变化来刻画实验组和控制组，而创业水平变化的差异反映到GDP增速变化的差异需要一定时间，因此两组间的差异在政策实施的第2年至第3年间显现。
随后，本文探究了创业水平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有研究指出创业可以促进知识溢出（Audretsch，2007），降低知识过滤（Mueller，2006），通过对知识进行商业化开发实现其经济价值（Acs and Plummer，2005）。因此，本文使用地区专利数量来衡量商业化知识的数量，专利数量分为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两个指标。本文发现实验组在政策之后的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均显著高于控制组，且经济意义均十分显著。因此，本文找到了创业能够促进知识商业化开发以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证据。
文章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排除本文结论是由特定的数据处理或定义方法所推动的可能性。
首先，本文使用不进行倾向得分匹配的全样本进行检验，因为倾向得分匹配在满足组间平行趋势的同时也可能引起对样本所含城市的选择与操纵。
其次，本文利用2010年至2017年的完整时间区间进行检验，因为选择-3至+3年的时间窗口在使时间区间更加具有对称性的同时也可能引起对样本时间区间的选择与操纵。
本文还通过改变倾向得分匹配的抽样方法、使用GDP替代人均GDP衡量经济水平、使用科教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替代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衡量教育水平、使用财政支出替代财政收入衡量政府规模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结果同样印证了文章结论的稳健性。
最后，除双重差分检验之外，本文也补充了工具变量检验的结果。本文参照毕青苗等（2018）、Zhang et al.（2016）的方法，计算出省级层面平均的创业水平指标，并将该指标作为市级层面创业水平的工具变量。省级平均的创业水平可以反映出省级层面整体的创业政策、创业机会与创业氛围等因素，这些因素与市级层面的创业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但对市级层面的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较小，市级层面的经济增长对于省级整体的创业水平影响也较小。工具变量检验同样表明城市创业水平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边际贡献：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具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创新点。
本文首次利用外生的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政策对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双重差分检验。与之前的研究方法相比，双重差分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优势：
首先，关于遗漏变量问题，双重差分方法可以排除同时在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存在的与创业水平和经济增速相关的而被遗漏掉的趋势，例如实验组和控制组同时经历的经济周期。
其次，关于反向因果问题，双重差分方法有助于建立因果关系，因为它是围绕引起创业水平变化的外生政策进行的测试，该政策可以影响创业水平进而影响GDP增速。
最后，类似于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可以控制那些实验组和控制组中存在的政策前后固定的未被观测到的差异。但是，双重差分方法并不能完全排除一种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即遗漏的变量可能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该影响还与本文关注的GDP增速相关。
总体而言，由于认缴制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城市创业水平，且围绕该政策的创业水平变化在不同城市之间还存在横截面差异，因此研究认缴制政策引起的创业水平变化之后的GDP增速变化，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拟自然实验。
其次，本文的另一个重要创新点在于首次使用中国所有城市的全样本创业数据对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该数据的第一个优点是没有GEM等抽样调查所带来的样本选择偏差。目前很多研究使用GEM问卷调查数据，但由于GEM在一个国家仅对几个城市开展调查，且没有根据城市大小对样本量进行调整，因此该数据可能会由于抽样调查而带来样本选择偏差，而且对于研究我国省市创业情况也有所不足。
该数据的第二个优点是包含了我国所有城市所有类型创业的完整数据。中华职业家企业家协会（CPEA）根据GEM的定义开发了衡量我国区域创业态势的指标，同样将成立时间不长于42个月的企业视为创业企业。但由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中仅可以获得私营企业数据，无法找到其他类型创业企业的数值，且统计区间均以年为单位，因此CPEA指数具体通过过去连续三年累计新增的私营企业数计算地区创业水平。目前国内创业情况的研究中，较好的数据来源便是使用私营企业数来衡量创业水平，且多细化至省级维度。
因此，为了克服《中国统计年鉴》中仅可以获得新增私营企业数以及只能获得年度数值的缺陷，本文基于GEM的创业定义从启信宝公司提取所有城市每年末小于等于42个月的企业数量，希望对市级行政单位的创业水平进行更直接、更充分、更准确的刻画。
审稿点评：论文基于我国市级层面创业和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创新性地采用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政策作为外生冲击，基于DID模型识别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渠道。本文选题可能并非很新颖，但其创新性在于基于政策冲击提高实证评估的可靠性。
短文中涉及的参考文献：
(1) 毕青苗, 陈希路, 徐现祥, 李书娟. 2018.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J]. 经济研究, 53(2): 140-155.
(2)Acs Z J, Plummer L A. 2005. Penetrating the “knowledge filter” in regional economies[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39(3), 439-456.
(3)Audretsch D B. 2007.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3(1), 63-78.
(4) Fang V W, Tian X, Tice S. 2014. Does stock liquidity enhance or impede firm innovation?[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9(5), 2085-2125.
(5)Mueller P.2006.Exploring the knowledge filter: How entrepreneurship and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drive economic growth[J]. Research policy, 35(10), 1499-1508.
(6)Zhang M, Lijun M, Zhang B, Yi Z. 2016. Pyramidal structur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nd firms' tax burden: Evidence from China's local SO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36,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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